律师对网络举报性侵犯罪的作用分析

发表时间:2018-07-26 18:28


最近有女士通过网络举报某著名媒体人强奸,随之有著名公众人物附和证明某著名媒体人的一贯道德败坏,然后涉事当事人声明网络举报歪曲事实并保留追究对方责任的权利,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有舆论关注度压过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关注度的势头,令人不得不感慨多事之秋是非多!但当事人采用网络举报性侵犯罪的这种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值得提倡?笔者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分析探讨,明晰利弊。

分析探讨的法律依据: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四)二人以上轮奸的;(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二百三十七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网络举报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根据刑法规定,性侵无论是强奸还是猥亵都涉嫌犯罪,应该是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案件,网络举报的形式只是在公众知晓范围内形成影响,如果被公安机关关注,有可能依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审查是否存在犯罪是否立案,如果不能被公安机关发现或者最终不被公安机关认定存在犯罪事实,未被立案,就只能是形成一种谴责性侵实施者的舆论风潮,甚至形成公众对性侵实施者的道德层面的攻击,造成网络举报的性侵实施者名誉扫地,遭受严重的精神打击,除此之外别无他用。

网络举报者如果明知性侵实施者的行为是犯罪,自己可以通过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方式打击犯罪,为了维护自身权利或揭露性侵实施者的丑恶嘴脸却不选择报案,选择通过网络举报的方式,其直接目的毫无疑问就是,无论是否能被公安机关立案,舆论上都会给被举报的性侵实施者产生影响,败坏其名誉,摧残其精神。

当然,如果其举报提供的信息线索能被公安机关查实立案,其举报至少也是真实的,让性侵实施者不仅受到刑法打击,也能受到舆论谴责。

但是如果公安机关不能查实,或者举报线索不能被确定有犯罪存在,举报事实就极有可能不被司法机关认可,甚至举报内容会被认定虚假,大范围的传播甚至给被举报人造成名誉、精神等方面的严重损害,举报者就有可能涉嫌《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的犯罪。

才能与道德的评价有不同标准:

社会在很多不同领域都有不同的名人,他们大都是因为自己在专业领域内的专业水平成名成家的,并不是因为是道德楷模才成名成家的,所以纯粹的道德评判不能与成名成家的专业水平相互挂钩,相互否定。对此认识并直接表态的当属三国时期的曹操,其在《求贤令》中明确声明“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曹操以不孝为由诛杀孔融,致于才华也就在当时被所谓的道德污点所掩盖。曹操的言行相悖只能说道德被作为杀人武器使用古已有之。

纵观历史,道德有污点的帝王如齐桓公贪色迷猎好酒,唐太宗杀兄逼父退位,唐玄宗抢儿媳杨玉环做妃等等并没有否定帝王的英名。米国的克林顿总统和莱文斯基的绯闻也并没有因此断送了克林顿总统的政治生涯,当然也不影响克林顿的声望。显然有无道德与是否是人才不是对等的,各自具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不能混同。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社会公认的道德被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为法律,也就是说道德的底线成为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法律红线内的行为不被法律禁止,是公民可以自由处置的部分,比如未婚同居、成年人之间的自愿性行为、同性恋等,虽然处于不被法律保护的范畴但也不被法律禁止。但是在道德层面并不被主流观念接受,只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即使如此无论何种行为都不能突破法律规定,否则就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纯粹的对某个人的未经法律确认的行为进行所谓道德批判,其所依据的标准和事实很有可能也经不起评判,如果明知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或者确认违法事实的存在,仅仅只是为了败坏他人名誉的行为本身就是违背法律的!当然更是不道德的!如果是查无实据的污蔑,严重的也许自己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作为社会最后的矛盾纠纷问题解决机制的设置,民事、行政、刑事法律体系的建立基本涵盖了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哪个层面的纠纷都有相应的法律体系给与解决路径,通过法律途径最终确认相关违法事实的存在以及最终责任的承担都是最为权威有效的途径,也符合法治社会治理的立法本意。

人是社会的人,如果发生你不能通过合法的自力救济途径解决的问题,法律途径将是每个人最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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